《西藏日報》：“蹲點”采訪對田野調查方法的借鑒

　　內容提要 “蹲點”采訪突破了一般事件性新聞的采訪方式，更貼近采訪對象及其生活方式，而田野調查方法旨在生產一套關于客觀對象的知識。兩者在一手資料收集過程中既相似又有差異，以此可以探討“蹲點”采訪對田野調查方法借鑒的可能性。

　　一、“蹲點”采訪的概念及實踐

　　“蹲點”采訪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顧名思義可理解為以某個地點為中心的采訪活動。與以時效性、重要性、顯著性等新聞價值為追求的新聞采訪不同，“蹲點”采訪的采訪對象缺少明顯的新聞性，或新聞價值需要一個過程才能體現，采訪需要用一段時間的“蹲點”來展現事物的狀態和特征。記者長時間從事某一地區的新聞報道，積累了不少行業性、地方性認知，為“蹲點”采訪提供了條件。

　　“蹲點”采訪讓記者從“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中發現新聞，以更貼近采訪對象的視角反映社會變革帶來的生活方式變遷。對于民族地區新聞媒體而言，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的報道多集中于黨政部門，媒體在履行好“喉舌”職能的同時，也要防止“只跑機關，不下基層”的怪圈，用“蹲點”采訪展現民族地區豐富的文化是媒體理應具備的基本功。《西藏日報》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蹲點”采訪報道，如反映西藏邊線地區歷史巨變的“雪域邊線行”、紀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重走解放軍進藏路”、反映西藏各族群眾幸福生活的“高原人家”等，積累了不少“蹲點”采訪經驗。

　　“蹲點”采訪的時間相對寬松，記者通過熟悉宣傳報道的方針和精神，取得相關地方、行業部門的支持，確定“蹲點”的時長、關注點、稿件數量等。在采訪中，記者更能頻繁地使用觀察、提問等技能挖掘民族群眾生活中看似平常的故事。例如，“高原人家”系列報道《“松巴老人”的感嘆》《體驗鄉村“文化味兒”》《小作坊“釀”出好日子》等采訪中，記者對當地環境和采訪情景進行了詳細交代，包括采訪對象的經濟水平、收入來源、家庭情況，以及言語、穿著、心理狀態等。“拉薩河紀行”系列報道《斂風聚氣的“上谷”寶地》《熱鬧的“江村”》等采訪中，記者盡量讓“自己說自己的故事”，在揭示采訪對象真實生活狀態的同時，獲得了更多的細節、故事和情節。“蹲點”采訪獲得的一手材料相較于一般新聞采訪更為豐富，包括不同時間點、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中新聞來源的多樣性，以及形式的無規范性等。這在寫作中增加了報道的可讀性，有助于提升新聞作品質量。

　　“蹲點”采訪帶來的作風和文風改變，促使記者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新聞、如何與采訪對象打成一片等。除了從新聞業務中查找問題、總結經驗外，還把目光投向以調查見長、同樣追求客觀的田野調查方法。一種假設性的思考是：如果對西藏邊線地區發展、拉薩鄉村、農牧民家庭生活等進行田野調查，得到的結果會有什么不同，“蹲點”采訪如何從田野調查方法中獲得一些啟發？

　　二、“蹲點”采訪與田野調查方法的比較

　　田野調查早期多關注遠離現代文明的部落群體，該方法使用參與觀察、訪談、問卷調查、檔案研究及描繪親屬關系圖表等方法收集資料。隨著人類社會交往的日益頻繁，一種完全意義上的他者文化難覓蹤影，田野調查以回歸日常為契機，“通過深入受訪者的生活環境，體察他們的心理世界，表達無法輕易被領會的感受，在看似尋常的互動交流中探究那個重大而隱秘的世界。”[1]

　　對客觀對象的系統研究是一個耗時的過程。在進入田野之前，研究者需要進行田野調查的理論訓練和查閱所在地相關文獻，并嘗試提出研究假設。以熟人身份進入田野的研究者更有助于與調查對象構建平等交流的關系，把身份介入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在具體調查中，研究者通常先觀察、后發問，重點關注權力結構、社會資本、交往網絡、道德倫理等，在田野環境中待上一段時間后，很多“問題”已不言自明。不似記者在采訪現場記錄，研究者會利用田野調查中的空閑時間將見聞以田野筆記的形式記錄，當中還可以加入自己對材料的理解。

　　田野調查獲得的材料常常數萬字，研究者再把社會科學理論與田野材料有機“縫合”起來，以此檢驗此前的研究假設。研究假設是可以修正、改良和完善的，田野調查的材料經過學術思維的抽象化后，最終形成本土化經驗和地方性知識。田野調查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倫理強調反身性，即研究者的身份、行為等可能對研究的客觀性造成的干擾，以及這種干擾如何被排除和克服的，從而為研究的可信度、適用性和可重復性留下依據。

　　“蹲點”采訪和田野調查的比較屬學理上的劃分，目的在于更加明確各自的問題指向、適用范圍和操作路徑等，并無價值判斷。

　　同時，采訪“蹲點”與田野調查都以固定的調查點為對象，通過觀察、訪問獲取資料，并不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2]一是注重一手資料，無論是采訪需要“帶著泥土”的材料，還是田野筆記，都以從客觀對象中來的材料為依據；二是“以小見大”的視野，雖然調查的地點相對固定，但其中的經驗與意義卻有一定普遍性，需要從整體和全局去把握某個群體、社區或現象；三是倫理道德與人文關懷，調查必然介入他人生活，既要彌補一般采訪或研究視角“浮于表面”的缺憾，又要做出尊重他人隱私的道德抉擇。這些相似之處成為采訪“蹲點”借鑒田野調查方法的基礎。

　　三、“蹲點”采訪對田野調查方法借鑒的可能

　　《西藏日報》“蹲點”采訪的系列報道既成為外界了解西藏的窗口，又為田野調查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和引用的材料；一些學者也將在藏開展的田野調查中體現民族文化魅力和反身性思考的部分，以新聞形式在媒體上發表。“蹲點”采訪與田野調查的有機互動在實踐中并不新鮮，需要的是在理論上對“蹲點”采訪借鑒田野調查進行總結，以期進一步提升新聞業務水平。

　　（一）問題意識：關心小眾群體

　　媒體肩負著社會“瞭望者”和信息“上傳下達”的職能，但不少記者在實踐中滿足于從政府部門獲取新聞線索，被動地組織新聞報道。這不僅限制了記者對社會生活的了解和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反過來也不利于政府部門做出決策。因為科學的決策需要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政府部門提供社會真實情況、反映群眾訴求恰好是新聞媒體應該承擔的責任。

　　田野調查是帶著“問題意識”觀察社會的，這讓研究者在進入田野之前就對“蹲點”調查對象的階段性特征、存在的問題、可能的對策等產生較為清醒的認識。在部分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少數民族難以擺脫“能歌善舞”的刻板印象，進城務工人員、精神病人、丁克家庭和被拆遷者等小眾群體甚至被有意識地遺忘或以片面的個案出現。借鑒田野調查方法，記者可以透過社會權力關系的比較發現他們的所處環境，也將這種問題意識作為認識社會的一種方法提升。

　　（二）主位視角：調整與采訪對象關系

　　為了加快采訪進度，記者常常通過跑口的相關部門與采訪對象建立聯系，在采訪對象面前帶有“無冕之王”的光環，有時還會“引導”采訪對象以得到想要的答案。此時由于雙方關系的不平等，采訪對象可能會主動迎合記者的采訪需要，不愿表露真實想法。

　　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與客觀對象的關系有“主位”和“客位”之別。作為外來者，記者的采訪視角以“客位”為主，對當地人文社會發展的描述帶有上級政策在基層的落實情況、不同地區發展之間的比較等，這與當地人對自身社會的認識勢必有差異。一旦當“客位”視角對當地的理解不恰當，就可能釀成報道失實甚至文化沖突。因此，記者采訪中應該補充當前相對缺失的“主位”視角，嘗試以更加貼近當地人的方式看當地。“主位”視角需要記者一定程度上放棄“記者”的身份，也就是記者與采訪對象之間隱含的權力關系，通過采訪對象關系及視角的調整，釋放更多平等的意義。

　　（三）定點采訪：間隔性回訪當地

　　在“走、轉、改”活動的帶動下，媒體將“蹲點”采訪作為一種制度加入日常運作中。例如，《西藏日報》就要求駐站記者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采訪。然而，一些“蹲點”采訪策劃強調采訪地點的數量，剛剛對一個地點大致情況有所了解，又要馬不停蹄地趕赴下一個地點。究其原因，在于媒體不得不面對市場環境下的各種壓力，記者不可能像研究者那樣長時間調查。

　　對客觀對象的認識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反復調查與檢驗的過程。研究者田野調查時間通常不少于一年，但未必是連續的，也需要從田野中抽離一段時間查閱文獻、整理材料和調整視角等，帶著新的問題重回調查地點。一種可以借鑒的方式是，媒體間隔性地對某地進行定點采訪，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單次“蹲點”時間的不足，而且一些現象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呈現出階段性特征。《西藏日報》獲2016年度中國新聞獎三等獎的作品“老新聞新故事”，就是此前“蹲點”采訪的間隔性回訪，通過對當地采訪經驗與新聞作品的積累，進而完成更具深度的新聞報道。

　　（四）文化拾遺：多元形態的話語表述

　　事件性新聞報道以時效、異常及精英代表為價值追求。受思維慣性影響，記者在“蹲點”采訪中也可能尋找“方便樣本”：從相關部門負責人那里獲得整體情況，從調查地點的基層干部那里獲得具體情況，再從幾個表達能力強、愿意配合采訪的當地人那里獲得更多信息。“方便樣本”難以擺脫主題先行的痕跡，標準的、僵化的話語代替了采訪對象豐富多彩的表達。

　　田野調查注重對客觀對象的“深耕”，通過多角度、多渠道、多層次的聲音錄入，突破人為設定的框架，恢復被遮蔽的多樣性，實現多元形態的話語表述。“蹲點”采訪不應簡單為了預期的結果而收集材料，還應借助田野調查方法關注散落在日常中的細節。這種看似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其內在是自洽的，使得新聞擁有更大的取材空間與敘事可能。

　　四、結語

　　新聞采訪是新聞業務的核心環節，在新聞報道方式日新月異的媒介環境下，新聞采訪如何求新、求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蹲點”采訪突破了事件性新聞的采訪方式，重在展現事物的狀態和特征，從而與田野調查方法有了更多對接的可能。《西藏日報》近年來推出的“蹲點”采訪報道拓展了新聞報道的覆蓋面，反映了西藏社會發展的面貌，但仍需要從田野調查方法中獲取提升空間。

　　在“蹲點”采訪與田野調查方法的比較基礎上，“蹲點”采訪可以從關注對象、采訪視角、報道連續性和話語表述方式等方面嘗試借鑒田野調查方法，從而彰顯媒體的人文關懷和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然而，正如學術研究屬于小眾，“蹲點”采訪對記者的個人綜合素質和媒體的編輯方針提出了較高要求，以市場效率為法則的媒體運作使得這種借鑒還面臨很多挑戰。（作者是西藏日報社主任記者）

　　[注釋]

　　[1] 孫起.瞬間現象與田野傳統：民族志新聞的意義與前提[J].國際新聞界, 2016(7):100-113.

　　[2] 郭建斌.“詢問”與“提問”：人類學學者和新聞記者“問”的差別[J]. 新聞記者, 2016(11):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