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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風險傳播的特點及啟示

陳小岑鳥 黃 勇

（廈門市互聯網輿情中心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福建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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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風險具有社會建構性，是客觀存在與主觀認知的結合體，現代媒介尤其是網絡媒介在風險建構中發揮著關鍵

　　性的作用。本文通過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風險傳播特點的分析，總結出主流媒體、社交媒體、短視頻、專家以及網絡

　　民意在網絡風險傳播生態中的地位和作用。

　　【關鍵詞】 疫情；風險建構；網絡傳播

　　一、風險的建構性與網絡風險傳播

　　1986年，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 （Ulrich Beck） 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利益日益分化和價值觀日趨多元，社會矛盾逐漸凸顯，社會潛在風險增加。毋庸置疑，人類社會已經進入貝克所言的風險社會。風險的一個重要特性在于，它既是哲學意義上的客觀存在，也是對于客觀環境本身的主觀感受與判斷，是基于現實被建構出來的一種“構想”，貝克稱之為是“一種社會定義”，是“客觀存在與主觀認知的結合體”。

　　作為社會信息傳導的中樞，現代媒介尤其是網絡媒介在風險建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與傳統媒體時代的風險信息傳播相比，除了信息海量涌現之外，網絡風險信息傳播的整個過程也變得更為復雜，不再是單向或者一對多的扁平化傳播，而是形成了多點發力、縱橫交匯的立體式傳播模式。網絡風險傳播具有諸多顯而易見的優點，例如低準入門檻使普通公眾獲得了與專家學者平等的風險定義話語權、即時互動性為風險議題中不同觀點的呈現與爭論提供了有利的平臺、公開性讓更多來自于公眾的風險感知和風險訴求被重視等。但是從辯證的角度看，這些優勢也可能演變成不可忽視的缺陷，例如全民風險建構帶來認知混亂、從眾傳播造成風險放大效應、信息碎片化阻礙系統性風險治理等。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風險傳播的特點

　　（一） 風險信息傳播、更迭的速度前所未有

　　以微信、微博、抖音為代表的微媒體平臺在此次疫情風險傳播中成為獲取信息和擴散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交互性傳播模式加快了疫情信息傳播的速度。微媒體平臺用戶組成了無數個網絡傳播節點，節點之間的連結、轉發，在短時間內以裂變的方式創造出無數條傳播路徑，從而加快了疫情信息在網絡上的更新、擴散速度，尤其是疫情暴發后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在微平臺發酵后，更是以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勢快速傳播。除此之外，信息傳播速度的提升還體現在短視頻和網絡直播的異軍突起，尤其后者幾乎是“零時差”將疫情信息傳播給公眾。例如自 1 月 21 日起，央視新聞每天直播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現場發言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同步展現在公眾面前；1月27日，央視新聞在新媒體平臺發起“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施工現場24小時直播，最多有6000萬網民同時在線當“云監工”。高速率、零時差的網絡風險傳播不僅考驗著各媒介發展功力，也給當時整個疫情防控工作帶來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二） 網絡媒介技術賦權促使全民參與風險建構

　　與以往網絡圍觀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公眾的切身利益，每個人都深受影響，加上網絡平臺的低門檻準入和使用方便性，公眾在各種網絡平臺上自由表達，不僅成為疫情風險信息的傳播者還成為了疫情風險的定義者，通過發布、轉發、評論、點贊等方式，自覺或不自覺被卷入風險“擬態環境”的建構中。疫情初期，由于面對面社會交往的停滯以及對各類疫情信息的極度需求，公眾在網絡傳播中表現出很強的傳播意愿，幾乎人人都是“風險定義者”。并且公眾獲取、建構的疫情風險信息因為個體的媒介素養、對媒介的選擇、個人經驗的不同而產生極大的差異，從而導致個體的疫情風險感知及后續有關的風險傳播行為的差異性也比較明顯。例如一線醫護人員與普通民眾對疫情風險的認知差別，或者那些有過隔離經驗的公眾在網上進行信息傳播時所關注的內容重點肯定與沒有過經驗的公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風險定義過程中，因為面對疫情風險這樣帶有專業性的議題，普通公眾的思考和議論不可能像專家那樣嚴謹、到位，所以他們的網絡風險建構大多是經驗性的，也顯示出很容易受到網絡上其他意見影響的傾向。因此全民參與疫情風險建構出現了兩種兩極分化的結果：一個是各種信息在交匯、碰撞中越來越接近真相；另一個是在傳播過程中演變出各種背道而馳的網絡流言和謠言。

　　（三） 網絡和風險的雙重影響因素導致情緒化傳播更為明顯

　　原本網絡傳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情緒化表達遠遠多于理性化發言，而面對疫情風險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網絡傳播中情緒化宣泄和傾訴就更為明顯，可以說充斥著整個網絡輿論場。加上信息不對稱以及部分網絡平臺對疫情相關信息的情感煽動和偏見強化，網絡傳播的情緒影響甚至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與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由于網絡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公眾對于風險的感知更為強烈、更為深刻。疫情暴發初期，武漢“封城”、口罩和消毒液等防護物資緊缺、確診病例不斷攀升，種種負面信息通過網絡實時呈現在公眾面前，加上圖片、視頻等直接刺激感官的傳播形式成為主流，公眾不安、恐慌和無措的情緒加劇。到了疫情穩定期，公眾進入較為平靜的心理修復，此時一些諸如致敬醫護人員、社會眾志成城等正能量信息的傳播又迅速引發公眾情感共鳴，形成社會共情效應，起到增強抗疫信心、凝聚人心的作用。情緒是會傳染的，尤其經由網絡的傳播，情緒的聚集和擴散更是呈幾何倍數增長，此次疫情信息傳播中不少熱點話題都是由公眾的網絡情緒推動不斷升溫的。例如“武漢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感染新冠去世”“黃岡衛健委主任對疫情一問三不知”“武漢紅會不作為”等事件中，網民既有哀悼和惋惜，也有嘲諷和憤怒。

　　（四）權威信息與不實謠言在輿論場域內展開力量博弈

　　正如每次公共突發事件都會帶來一波網絡謠言，此次疫情發生初期，由于對風險不確定性的恐慌、官方信息的缺位和滯后，各種形式、不同內容的網絡謠言層出不窮。例如“鐘南山院士建議鹽水漱口防病毒”“解放軍將進城全面接管武漢市”“戴多層口罩才能有效防護”等，除了利用知名專家的權威性，不少謠言還借助先進的視頻剪輯嫁接技術讓公眾以為眼見為實、深信不疑，從而積極擴散轉發。謠言“重災區”集中在微信圈群和微博，前者尤為明顯，相似的社會背景更容易取得信任并促成轉發行為，微信龐大的用戶基數為謠言傳播形成大的效應提供了最基本的群體聚集，微信自身的閉環式傳播特性和強關系“人情捆綁”，為謠言大肆傳播、擠占輿論場提供了助推力[1]。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此次疫情期間不少主流媒體，尤其是中央媒體利用微信公眾號、官方微博、APP，甚至是微信小程序等全媒體傳播矩陣來盡量擴大覆蓋面，從而壓縮謠言傳播的空間。例如以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為代表的央媒，在各自的新媒體平臺實時更新新聞報道、開設辟謠專欄、進行網絡直播等。因此，此次疫情期間的網絡風險傳播輿論場呈現出權威信息與不實謠言展開較量，爭奪流量和人心，以掌握話語權的狀況。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鋪開，從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公開越來越及時和透明化，“謠言止于公開”，可以說在這場對沖和博弈中，權威和真相跑贏了流言和謠言。

　　三、關于網絡風險傳播的幾點思考

　　（一） 從傳播源頭看，必須重視社交媒體風險信源的預警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網絡輿情在 12 月 30 日開始形成，當晚少部分公眾在封閉的社交媒體圈群平臺獲知并傳播這一疫情的傳染性和防范措施。第二天上午10時“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沖上全國微博熱搜榜單第一名。之后，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第一財經》、《新京報》等主流媒體進行關注和跟蹤報道，公開平臺網絡信息傳播形成一次小高峰。然而，由于當時武漢官方的信息披露不足和對疫情風險信息傳播的人為干預，初期的疫情預警信息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正如有專家所說：“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實際上錯過了早期預警的窗口，從而導致當我們想要啟動全國疫情防控時，需要花費數以千倍的代價和資源。”[2]

　　現代社會風險的發生往往具有突發性和分散性，風險信息也總是掌握在分散的、不特定的個體手中。[3] 而社交媒體因為其極高的普及率、使用率，以及時時在線性和快速擴散性，往往成為風險信息的“第一信源地”。傳播初期這些信息可能只在封閉的圈群流動或沒有過高的關注度，但是它們一旦成為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就能在短時間內擴大其預警范圍。另一方面，當官方要采取正式預警時社交媒體也是重要渠道之一，如今政府機構、傳統媒體都已入駐社交媒體平臺，在此開展信息發布和新聞報道。來自官方準確、權威的預警信息通過社交媒體分發到用戶，然后由用戶再次進行二次轉發的裂變式傳播，能夠迅速擴散以實現影響力最大化。

　　（二） 從傳播主體看，網絡風險傳播中主流媒體仍具有強大輿論引導力

　　有專家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間，公眾對正式傳播媒介的信任度遠遠高于非正式傳播媒介，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其中，中央媒體被信任度最高，地方新聞媒體次之，專業類媒體 （如丁香園） 第三，新聞門戶網站第四。[4] 此次主流媒體的表現的確可圈可點，尤其是中央媒體，由網站、客戶端、微公號、微博、抖音等形成的全媒體傳播矩陣充分發揮了作用，及時、真實地報道關于疫情的新聞事實、提供疫情相關信息以及進行防疫知識的科普等，顯示出自身強大的輿論引導力。

　　在網絡風險傳播中，主流媒體被置于激烈的話語權競爭中，但因為其本身所擁有的豐富信息資源和強大社會公信力，主流媒體在引導輿論、動員公眾、凝聚共識等方面發揮重要的正向作用，不僅能夠建構出較為客觀真實的風險圖景，有效引導公眾應對風險，而且還扮演了對社會風險治理機制和機構的監督角色，尋找決策本身、決策實施過程中可能帶來的不利之處，以促進決策的民主、公正與科學。這些優勢與作用，都是自媒體無法比擬的。因此，主流媒體在網絡風險傳播中必須從以媒體為主導轉變為以公眾為中心，從“要你知道什么”轉變為“你想知道什么”，運用互聯網思維改進信息內容生產和傳播方式，提升公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感，以實現高質量的網絡輿論引導。

　　（三） 從傳播渠道看，短視頻在風險傳播流量聚集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疫情期間，短視頻成為許多足不出戶的公眾獲取外界信息和娛樂的重要渠道。疫情期間，由于疫情相關信息的用戶剛需，短視頻平臺呈現出媒體化趨勢，在通報最新疫情、傳播專家觀點、科普抗疫知識、破除不實謠言等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截至10月18日，據不完全統計，在抖音上“新型冠狀病毒”相關話題的視頻總數超過31萬個，播放總量超過375億次。

　　不同于有著完整的敘事結構的長視頻或者圖文形式，短視頻要求在盡量短的時間內進入故事核心、突出信息關鍵，從而具有極高的傳播效率和快速傳遞要點的能力。[5]越來越多媒體和政務號入駐，打破了短視頻平臺傳播內容以娛樂化為主的格局，開始向信息化方向傾斜。復雜的網絡風險傳播中，短視頻以簡單、直觀的傳播形式在風險科普、共情動員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首先其接入門檻較低，對于文化程度不高和老年人群體不會存在明顯的信息鴻溝；其次因其畫面剪輯緊湊、重點突出，多數配以背景音樂，從而形成較為強烈的感官刺激，煽動性明顯。因此，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自媒體，甚至是普通公眾各方紛紛利用短視頻平臺的流量優勢，將其打造為風險信息的高效傳播通道。

　　（四） 從傳播效果看，專家成為網絡意見領袖能夠有效提升風險傳播效果

　　處在疫情風險情境中的公眾由于缺乏對疫情相關知識的了解，形成了對專家角色的依賴。以鐘南山院士為代表的專家群體成為了權威性的代名詞，公眾對于他們的信任度從不少謠言為增加可信性而冠以這幾位專家的名頭就可見一斑。

　　毫無疑問，科學知識在界定風險時具有壟斷性的支配地位，專家在風險傳播中的主導地位是處于知識不對稱的公眾所無法比肩的。在網絡風險傳播鏈條中，行業內專家型意見領袖不僅影響人們的想法和觀點，還直接影響人們的情緒和行為。因此，將專家作為網絡風險傳播的意見領袖和網絡輿論引導者，通過接受媒體采訪、在自媒體賬號直接發聲等方式，給出準確的風險發展信息和積極應對的態度，可以在科普風險專業知識、引導公眾理解并支持風險治理政策、減少恐慌穩定社會情緒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但有個問題值得注意，作為意見領袖的專家之間會存在學術爭論，也就是對風險定義的差異化可能造成公眾風險認知的無所適從，可能是真理越辯越明，也可能是各執己見、各有市場，如何應對這種狀況將是風險傳播管理的一大挑戰。

　　（五） 從傳播受眾看，應該科學對待風險傳播中形成的“網絡民意”

　　一方面，從參與數量上看，在當前網絡傳播生態中，雖然普通公眾被賦予了平等的信息傳播權，看似眾聲喧嘩，但信息擴散的速度和廣度仍存在巨大差別，尤其在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力大的風險議題上，意見領袖、精英階層依然掌握著傳播場域的話語權，正所謂“人人都有麥克風但音量有大有小”；并且，網絡上公開發聲的只是一部分人群，仍存在“沉默的大多數”，加上網絡推手、水軍，甚至是人工智能評論，所以即使數量眾多的網民參與了風險討論并達成共識，也不能將其完全等同于現實意義上社會公眾的意見。另一方面，從參與質量上看，面對未知和動態變化著的風險，公眾對風險信息的篩選、求證和批判解讀的能力有待提升，于是網絡傳播的從眾效應更加明顯，體現出來的網絡民意往往具有理性非理性交織和易被引導的特點，也不能代表現實主流民意。因此網絡風險傳播中體現出來的“網絡民意”存在少數與多數、真實與虛假的問題，應科學對待，避免被誤導、綁架而出現輿論引導失誤。

　　參考文獻：

　　[1]劉海明,高杰.微媒體平臺的疫情信息傳播特點及注意事項[R]. 人民網，2020-02-2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5/c40606-31602527.html.

　　[2]張文宏.張文宏復盤新冠肺炎③：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較及后續應對[R]. 澎湃新聞，2020-02-2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19784

　　[3]韓新華. 社交媒體參與社會風險治理：契機、路徑與規范[J].中國廣播，2020年第08期.

　　[4]章燕,邱凌峰,劉安琪,鐘淑嫻,李介辰.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風險感知和風險傳播模型研究[J].新聞大學，2020年第3期.

　　[5]陳孟.疫情期間的融媒體傳播特點分析[R].人民網，2020-03-09，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20/0309/c40628-316240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