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火神山醫院的病房陸續空下來，貼上了封條。但70歲的蔡德潤永遠留在了火神山，確切地說，他身體的一部分留在了這里——他因新冠肺炎搶救無效去世后，家人捐獻他的遺體用于研究，幫助世人“認識新冠肺炎的發生發展機理”。
蔡德潤是2月8日確診、3月9日病故的。他的女兒蔡雅卿記得，3月9日武漢下了一場雨，中午1點多，她接到醫院的電話，收到父親病危的消息。
對此類消息，她并不陌生。她的父母確診后一個多月里，作為新冠肺炎危重癥患者，分別在不同醫院住院。獨生女蔡雅卿總是接到有關父母病情的電話通報。
電話那頭向她例行通報病情的口音總在變化——武漢迎來了幾萬名外地醫務人員；她聽到的病情也在變化：血氧飽和度下降、吸氧、插管……病危。
能不能夠把骨灰給我
新冠病毒的狡猾與兇惡在這個三口之家顯露無疑。蔡雅卿與父母共同生活，她的肺部檢查結果也顯示被感染，核酸檢測結果卻是陰性。從醫學上來說，她是一名密切接觸者，一個“臨床確診病例”。父母躺在病床上與死神抗爭時，她從隔離點轉到方艙醫院，再回到家里，失眠，做噩夢，靠藥物入睡。有時，半夜醫院來電將她從噩夢中驚醒，但帶給她更大的噩夢——現實。
她不敢關機，不敢不接電話，“父母都是危重癥（患者），沒有一個好消息”。
3月9日這天的消息是最壞的，火神山醫院的醫生告訴蔡雅卿，蔡德潤的生命體征非常不好，醫院正在搶救，要做好心理準備，最好通知一下其他親屬。
蔡德潤兄妹5人，他居中，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齊全得很”。2020年5月，他本將迎來71歲生日。
長壽是令這家人自豪的事情。蔡德潤的父親去年過完100歲生日后安然逝去，“一覺睡過去的”，什么病痛也沒有。
蔡德潤對女兒說，你爺爺的狀態是最好的，90多歲還能上街。人如果不能健康地活著，其實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因為自己會覺得很憋屈。本來能吃能喝能上街的人，讓他一直躺著就會很難受，那就遭罪了。
這是蔡雅卿唯一一次聽到父親提及生死的話題。后來，聽醫生說父親被搶救過五六次，她感覺到，父親應該很痛苦，他在“遭罪”。
在3月9日的第二次來電中，醫生告訴她，情況很不好，估計今天很難挺過去。蔡雅卿沉默，電話那頭也沉默。十幾秒后，醫生輕聲問，您父親如果走了，可不可以捐獻遺體做研究？
蔡雅卿蒙了，很驚訝，盡管她能聽出對方已經是在很小心地問。她覺得，醫生這個時候來問這個問題，肯定是父親“不行了，沒得救了”。她心里“蠻悲的”，對醫生說：“我現在沒法回答你。”
從父母感染新冠肺炎起，蔡雅卿遭遇了太多不期而至的事情。她并不惱火醫生的詢問，但確實對捐獻父親遺體沒有心理準備。她只在電視上看過捐獻遺體的事，沒想過會發生在至親身上。
掛了電話，蔡雅卿仍在考慮，很多人是開不了口跟家屬談遺體捐獻的——一個人因為傳染病走了，家人會很傷心，會有怨言。她試著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既然醫生頂著“這么大的冒犯（的可能）”主動詢問，說明“國家非常需要感染者的遺體”。
她母親當時病危，伯伯和姑姑們年紀大了，她只能跟小叔商量。年過六旬的小叔在電話那邊哭了起來。聽到侄女的想法，他很震驚，說“這樣不好吧”，提醒她“以后”不要因為此事難過，“以后”千萬不要有心理負擔，“一般人都不會做這個事情的”。
火神山醫院的來電這天共有3次，第三次帶來的是噩耗：患者蔡德潤逝世于3月9日16時40分。
醫生在電話里再一次問她：這個時候跟你說捐獻的事情會很難受，但還是希望征求一下你的意見。
蔡雅卿同意了。“我不清楚你們要做什么，因為就是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一些東西，我同意。”她說，“但是我只有一個要求——你們最后能不能夠把骨灰給我？”
醫生保證，骨灰會留給親屬，會有工作人員上門溝通。
“父親最后一程跟醫生、護士在一起度過，而現在的話，為醫學研究，國家需要的時候，我好像沒有什么理由拒絕，就同意了。”蔡雅卿后來這樣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解釋她的想法。
他肯定也會大笑著同意
這天傍晚，當看到家門口站得筆直、穿著迷彩服的火神山醫院軍醫趙鵬南，蔡雅卿意識到，她替父親作出的捐獻遺體的決定，即將成為事實。
趙鵬南詳細解答了她的問題。
通常來說，遺體捐獻者是將器官移植到別人身上，用于生命的延續。但這次不同，烈性傳染病逝者的遺體是用于醫學研究。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軍軍醫大學教授卞修武領銜的一支病理診斷與研究團隊，在火神山醫院陸續開展了已知全球最多新冠肺炎病例的尸檢工作，研究結果完善了國家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捐獻者們默默支撐了這項工作——截至4月5日，這支團隊在武漢完成36例大體尸檢和穿刺解剖。包括蔡德潤在內，來自火神山醫院的有10例。
“這是一項偉大的工作，只有醫患同心才能完成。”火神山醫院醫務部副主任張宏雁對記者說。
她還說，人們表現出的大愛和奉獻精神，值得更多人銘記。
在知情同意書上，蔡雅卿簽下名字，摁了手印。她在“采集方式”一欄選了“全身”，這意味著把父親的遺體整個捐獻給火神山醫院。
“捐都捐了，這事就不應該太小氣。”她說。
尸檢分為三種：全身尸檢、局部尸檢、微創穿刺尸檢。對遺體的影響依次由大至小，醫學價值也由大到小。
“全身”其實是讓研究者取走一些器官和組織，最后仍要經過非常精細的處理，恢復遺體的完整性。隨后，遺體會送去火化，骨灰交給親屬。
蔡雅卿簽署的同意書上寫著：“這一捐贈樣本的舉動會為別的患者帶來更多治愈的可能。”
她沒想“那么大”。她只是希望父親能夠幫到他人。她記得，2月8日到醫院檢查時，父親呼吸已經艱難，喘得走不動路，需要人用輪椅推到病床上。他不愿意給人添麻煩，為了減少上廁所，他那天不吃飯、不喝水。
在蔡雅卿眼里，父親生前是一個極為樂觀開朗的人。他愛笑，嗓門兒大，如果開著窗戶，在一樓開懷大笑起來，從五樓都能聽到。
蔡德潤的生前老友保留著近年聚會的視頻。這些視頻里，蔡德潤是飯桌上最開心的那一個。
蔡雅卿經常聽父親說“活一天賺一天”。他從前是長江航運集團的船員，曾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拖輪船隊相撞爆炸事故中幸存。當時他失血過多，昏迷不醒，被救起時上身刺滿了玻璃。他回家養傷，每月只拿基本工資，7年后回到長江上繼續跑船。
從小到大，蔡雅卿沒有聽父親主動提過那次事故。她知道，父親“沒有多要一分錢賠償”。
她說，一個那么不愿意給他人、給國家添麻煩的人，如果生前知道自己的遺體還能幫助別人，肯定也會大笑著同意。
一點“私心”
女兒簽字后，蔡德潤的遺體帶著特殊的代號，被送到火神山醫院的負壓尸檢方艙內——這是全國唯一的針對烈性傳染病的負壓過濾式生物安全尸檢方艙。
出于保護隱私的考慮，遺體僅以樣本編號和研究編號區分。但每次在尸檢方艙內，開始工作前，卞修武院士和他的同事會分列在手術臺兩側，舉行一個簡短的默哀儀式。盡管身上的防護裝備像太空服一樣笨重，他們依然用力向前彎腰，向逝者鞠躬致敬。
39位捐獻者，幫助他們建立了已知全球病理數據最齊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樣本庫。
張宏雁說，對這種新發疾病的認識，不可能靠一兩例來了解所有情況，“我們認為每一例都可能會填補一些未知”。
她還記得，一位男子填完同意書后提出，我們希望醫學能夠更好地提高技術水平，以后永遠不要再發生這種疫情。
而蔡雅卿對記者說，她簽字時還有一點“私心”——“我希望我媽媽能夠回來”。她覺得，對父親遺體“好好研究”，有助于弄清楚“這個病”到底怎么回事，讓更多“遭罪”的人盡快康復。“我不要一下子變成孤兒，我想我最起碼還能有媽媽。”
她的母親仍在住院，脫離了危險期。在視頻聊天時，醫生告訴她，雖然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動，但是手有了一些握力，是好的跡象。
父親的葬禮
3月25日，蔡雅卿獨自從殯儀館領到父親的骨灰。她要為父親舉行一個葬禮。
疫情期間，她沒有買到鮮花。社區工作人員幫忙買了一包紙錢和香燭，開車帶她去了墓地。
蔡雅卿抱著骨灰盒，輕輕放進墓穴，擺正，蓋上蓋子。工人用混凝土暫時砌出一個斜坡，給墓碑留好位置。她暫時找不到人刻碑。
她點了蠟燭，燒了紙錢，突然下起很大的雨。上午10點左右她出門時，還是晴天。她慌忙從包里找出一個購物袋，蓋在未晾干的混凝土上。
本來，她一直忍著眼淚，“我爸享福去了，不遭罪了，我不應該再哭哭啼啼的，不好，應該讓我爸覺得，我會好好活著。”
社區工作人員對她說：“雨下大了，你磕3個頭，我們把你送回去。”
蔡雅卿跪下磕了3個頭，說了一句“爸爸，對不起”，淚水繃不住了，隨著雨水流下，“我感覺老天爺都在哭”。
她覺得有很多“對不起”。父親2月9日轉到火神山醫院，抱怨女兒慌慌張張，沒給他帶手機充電器。父親后來在電話里說火神山醫院吃的喝的都蠻好的，還“炫耀”有酸奶，但心煩的是一度打不了電話，只能找醫生借充電器。
蔡雅卿當時有點放心了，因為“爸爸說話嗓門兒還是很大”。但是，父親兩天后便上了呼吸機。那是他們最后一次通話。
她甚至懷疑，是自己把病毒帶到家里的。武漢“封城”后，父親的肝炎藥吃完了，她去醫院買過藥，疑心自己帶回了病毒。2月7日，父母開始出現癥狀。
在父親墓前，蔡雅卿覺得一切太突然了。“就沒有個過程……我心里面最難受的是我覺得好多事情都沒有完成，好多話都沒有說……”她自責，很多事情一直讓父親操心。
去年蔡德潤70歲生日，提出想吃自助式烤肉。蔡雅卿狐疑地看著平時打太極、清淡飲食、注重養生的父親，問了好幾遍，“你能吃烤肉嗎？”
他說：“我沒吃過，你平時吃的那些東西，我要跟你一起去吃一次。”
現在她知道，他其實是在跟自己妥協，“這也是一種愛”。
安葬父親之后，蔡雅卿把父母的床單洗了，把床鋪好，定期進去拖地，等待母親回家。她每天好好吃早飯，“努力讓自己生活得像他們在家里面一樣。”從前她早上賴床，父親會給她去買早點。
趙鵬南醫生又來了，給她送來感謝信，上面蓋著“武漢火神山醫院”的紅章，讓她留個紀念。
拿著這張紙，蔡雅卿確信，父親永遠留在了火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