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之三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生存實錄⑥】
被算法“驅趕”的外賣騎手，何時能從容跑單？
明明到了送餐位置，騎手為何就是點不了“送達”鍵？系統規劃的最優配送方案，緣何在大雪面前“不堪一擊”？連日來，《工人日報》記者在北京、福州、沈陽等地，跟隨多位外賣騎手接單送餐，記錄在系統和算法的“驅趕”下，他們的跑單狀態。
北京外賣騎手——
怕超時、怕差評，逆行、闖紅燈
“35號還要多久？”“32號好了沒？”11月12日11時，在北京金融街購物中心樓外，10多名外賣騎手正圍著一個出餐口等餐。騎手劉聰眼看訂單即將超時，干脆不等了，準備先把手里的7份餐派送到位。
這一趟配送，他共接到9單。這9單基本在3公里內，配送時間30分鐘～50分鐘不等。
時間看似寬裕，但由于午高峰時段訂單集中，留給騎手的時間十分有限。“我一趟最多送過17單，最后10分鐘基本靠沖刺，經常逆行、闖紅燈，要不然鐵定超時。”劉聰說，一旦超時，騎手們要面臨每單3元～7元不等的罰款，“基本等于白跑。”
同一時間，負責亞運村片區的外賣騎手李立寧也在忙碌。不同于劉聰能在商場集中取餐，李立寧被分到的訂單來自于地點分散的商家，這讓他頗為頭痛。
“不同店家離得遠，出餐速度不一，但系統不會考慮這些。”李立寧說，騎手不可以拒單，忙不過來時可以把單轉給別人，每天有3次機會。
“也可以選擇報備，說明是店家出餐慢，這樣超時的話，不算騎手責任。”李立寧介紹，只有當騎手到店5分鐘后且訂單進入倒計時，才可以申請報備，同時第2次報備與第1次之間間隔不能少于10分鐘。
記者在多位騎手的手機后臺看到，不論是從騎手到商家，還是從商家到顧客，路程多按直線距離測算。“明明需要繞到十字路口才能送到對面，系統卻只給5分鐘的送餐時間，它不會考慮這里不能直接過馬路。”外賣騎手王輝無奈道，“疫情防控期間，一些小區不讓電動車進，他們只得走路送餐，這樣一來，時間就更不夠用了。”
盡管騎手們對于系統和算法抱怨頗多，但卻不得不妥協。因為他們最擔心差評。
在大數據算法邏輯下，送達時間和好評率影響著每位騎手的“畫像臨摹”。是否算優質騎手，全由數據決定。而一旦被算法判定為“差生”，訂單量和訂單質量都會受到影響。
“單完成得越多，就能接到更多單，和滾雪球一樣。相反，如果完成度差，派的單會越來越少，而且都是遠單，費力不討好。”王輝告訴記者，這些與收入直接掛鉤。面對系統，“適應”是唯一的出路。
福州外賣騎手——
系統定位失靈、商家出餐慢導致超時，騎手卻難以申訴
開啟飛行模式、關閉飛行模式，刷新頁面，再開啟、再關閉……11月21日11時50分，福州外賣騎手劉安敏一邊提著外賣在小區的人行道上急走，一邊反復刷新著外賣系統頁面。
5分鐘過去了，他仍被系統錯誤地“定格”在距離送餐地800米外的另一個小區里。這時，手機里傳來“您有訂單即將超時”的語音提醒，他焦慮不已。
時間又過去了2分鐘，不知道刷新了多少次，劉安敏在系統中的定位點終于“漂”到了送餐位置。這一單，他又超時了，超時了3分鐘。這是劉安敏這個月來，因為系統定位延時超時的第17單。
在劉安敏的手機界面里，記者看到，本應重疊的行程終點和送餐位置，卻被兩個街區的建筑物分隔。劉安敏將截圖發給了客服。沒等客服回復，他就開始了下一單的配送。
系統顯示，新訂單的配送距離遠在7公里外，較平日里他所配送訂單的平均距離遠了4公里。“你看，這哪是訂單，這是超時的‘罰單’。”劉安敏無奈道。
劉安敏清楚，當天大概率等不到客服答復，即便有，對接下來的送餐也不會有任何幫助。
“打開客服中心，來答復的永遠是AI客服；要等人工客服，最快要到第2天才會答復結果，可罰單哪會等到24小時后才來。”他說，即便有結果了，超時的訂單依然顯示超時，不能修改也無法追訴。
在劉安敏看來，系統并不在乎超時背后的原因，騎手能做的只能是祈禱定位不再失靈。
在后臺，劉安敏看不到騎手評分，也看不到騎手等級。超時究竟會帶來多大影響？他不知道，“我只知道，超時訂單多了，越有可能被分到遠距離、用時久的訂單。”
比起定位不準，劉安敏更擔心商家“卡餐”導致配送超時被差評投訴，“一個差評要罰300元。”
“商家為了避免顧客投訴出餐慢，有時會在沒有備好餐的情況下，點擊‘已出餐’。這樣的話，雖然界面顯示待取貨，但實際上是無貨可取的。這有理也說不清。”劉安敏告訴記者，商家可以把超時責任轉嫁到騎手身上，但系統無法識別商家是否出餐，騎手難以申訴。
沈陽外賣騎手——
被系統帶著“走捷徑”，翻墻、鉆圍欄、騎電動車上天橋
11月8日，沈陽特大暴雪，外賣站點“爆單”了。
14時，張健還有8個訂單待派送。餐盒箱子塞滿了，他將外賣掛在車把上、夾在小腿間，邊騎車邊低頭看飯盒有沒有被夾壞。即便這樣，騎電動車的記者還是追不上他。
14時20分，耳機里響起熟悉的派單聲。此時，他身負12單。從顧客下單起，系統會根據騎手的位置和方向順路性派單，并規劃出最優配送方案。但系統無法預料到的是，一場雪便可輕松將這些擊碎——因路面濕滑，騎手們不得不放慢速度，而由于平臺“爆單”，一些單子接單時就比較晚，留給騎手的配送時間比平時更少。張健幾乎每單都超時，這讓他有些崩潰。
不一會兒，配送站站長李勇打來電話追加兩單。張健不敢抱怨，站里23位騎手全員在崗，站長也出來送單了。
“之所以拼命送單，有時也不全是為了賺錢，系統會變著法兒逼你送單。”張健說，超時的訂單多了，投訴和差評就多，站點評級將會下降，這意味著該站點所有人員的收入都會受到影響。
為搶時間，張健改裝了電動車，最高時速達每小時70公里。平時著急送餐時，“車速快到屁股能彈起來”。然而，當天沒過小腿的大雪，讓他想飛都飛不起來。
“系統看似有導航，不用我們動腦想路線。但要是全聽它的，我們很容易被帶入歧途，不得不‘走捷徑’，逆行、翻墻、鉆圍欄，甚至還讓我騎電動車上過街天橋。”每次遇到這種訂單，張健只能暗自抱怨，并照做，“繞行肯定會超時”。哪里開了小路，哪里拆了圍墻，系統比一些騎手知道得還早，配送時長越算越短。
為搶時間，李勇常常去單多的商家“催單”。有時，服務員跟廚師多吆喝幾聲，出餐能快一點，但有些菜耗時較長，還是會擠占騎手的配送時間。“燉菜和沙拉一樣的取餐時間。算法肯定不懂烹飪。”李勇說。
當天18時，張健收到顧客投訴。第1單1公里，剩余30分鐘；第2單2.5公里，剩余20分鐘。為避免超時，他先去送了第2單。第1單顧客看定位，路過自己家卻沒送餐，取消了訂單。張健一肚子委屈。所幸平臺考慮是惡劣天氣，免除了當天超時訂單的罰款。
20時，再次跟丟的記者撥打了張健的電話，無人接聽。次日凌晨1點，共享定位顯示他停在一家餐館附近。這時，記者看到李勇在工作群里通知所有人：“明天不準請假，不來按曠工處罰。”緊跟著，大家齊刷刷地回復：“收到。”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配文）讓冰冷的算法多一些人性溫度
“高峰時段訂單集中，留給騎手的時間十分有限”“如果完成度差，派的單會越來越少，而且還都是遠單，費力不討好”……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外賣送餐員是更為典型的“與時間賽跑”的群體。
他們拼命送餐的背后是算法的驅動。在外賣系統精細又嚴格的算法之下，外賣送餐員不得不想方設法搶時間。系統也在不斷幫送餐員“節省時間”，在其導航下，他們不得不逆行、翻墻、鉆圍欄，甚至騎電動車上過街天橋，面臨較大的安全風險。
這一點從近年來一些地方發布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數據可見一斑。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發生的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已達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
怎樣才能讓外賣送餐員慢一點、安全一點？需要在平臺算法上做文章。要更加精準，多一些人性溫度。平臺應結合不同的場景重新評估和細化相應的規則，設置合理的送餐期限，完善平臺訂單派送機制。此外，要設置合理的勞動定額或計件單價。勞動定額應當是絕大多數員工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正常的勞動都能夠完成的勞動量。如果大部分勞動者需要靠超時勞動才能完成勞動定額，或掙得相對體面的收入，說明該勞動定額或計件單價不合理，應予以調整。
從長遠看，平臺企業應該積極探索“算法取中”的現實路徑，即在平臺、用戶和外賣騎手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不斷推進算法規則的公開化、透明化，科學合理地為騎手分配訂單，同時主動在工資收入、勞動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等方面踐行企業的社會責任，注重互利共贏，進而才能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溫暖的發展。
今年7月，全國總工會、人社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正當權益提出全方位要求，明確要求平臺企業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完善平臺訂單分派機制，提高多層次保障水平。
平臺算法事關勞動者切身利益，在調整平臺算法中勞動者的聲音不應該被忽視。目前平臺算法的制定，屬于“單項的話語權”，即由資方說了算，外賣員的話語權沒有納入算法的規則設定之中。要使平臺算法更為合理，勞動者的意見不可或缺。具體而言，平臺企業在制定訂單分配、計價單價、抽成比例、獎懲等涉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運行規則和平臺算法時，應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在這方面，不少地方的工會組織開展了外賣送餐行業的集體協商工作，在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方面已見成效。
外賣送餐員是千千萬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軍中的一部分，他們在工作中，在醫、食、住、行等方面面臨的“急難愁盼”，或多或少地也存在于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其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生活、工作中。如何更好地搭建有效的訴求和心聲傾聽、溝通、解決機制，逐漸建立起適應平臺用工形式和勞動者就業特點的權益保障新機制，值得平臺企業、政府部門、社會各方不斷探索、合力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