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活界碑”

　　回想那幾天，性格內向的爸爸很激動，常在我們面前念叨：“我其實也沒有做什么，榮譽太高了，太高了”

　　就在幾天前，6月29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自給我爸爸掛上了象征黨內最高榮譽的“七一勛章”。

　　7月1日當天，我又在電視里看到爸爸端坐在天安門城樓上。

　　我流淚了，實在是控制不住。

　　授勛典禮一結束，山東老家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161團的朋友們，打爆了我和爸爸的手機。

　　我是“七一勛章”獲得者魏德友的女兒，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這次是我陪著爸爸媽媽去的北京，7月3日中午才回到新疆家里。

　　爸爸被授予“七一勛章”，我們事先一無所知。有些情況也是事后知道的。

　　5月13日，在自治區和兵團人員的陪同下，北京來人了解情況，說是“摸底”。過了一段時間，團里有人告訴我們：你爸爸公示了，有可能獲得“七一勛章”呢。

　　我們是6月25日從塔城坐的飛機。師團兩級領導在機場送行。一個小時后到達烏魯木齊機場。晚上，在小型歡迎會上我才知道，新疆除了兩位勛章獲得者去北京外，還有其他受表彰的黨務工作者，大概20多人。

　　26日上午10點，我們飛往北京。陪同的有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的領導。4個多小時到達后，有專人接我們并送到京西賓館住下。

　　一起從新疆來的保健醫生，陪爸爸在北京做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27日，我陪爸爸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兩次彩排。第二天晚上，我們在“鳥巢”觀看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藝演出。29日，爸爸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授勛儀式，晚上《新聞聯播》做了詳細報道。

　　7月1日早上4點，爸爸就起床了，不停地來回踱步、整理儀容。5點整，來接爸爸的人對我和媽媽說：“你們不用下樓了，老人交給我們，請放心！”

　　我們目睹著電梯門緩緩關閉。回想那幾天，性格內向的爸爸難得很激動，常在我們面前念叨：“我其實也沒有做什么，榮譽太高了，太高了！”

　　“老陳叔”犯病時見人就撕咬，見到我爸卻很平靜，嘴里只是喃喃：“老魏兄弟，國土不能丟啊！”

　　是的，在我們兒女眼里，爸爸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兵團職工。從性格上講，他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

　　1964年4月，24歲的爸爸從原北京軍區復員，婉拒了老首長的挽留，義無反顧地和戰友“老陳叔”等百余人，奔赴遙遠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161團“兵二連”所在地——薩爾布拉克草原。

　　當時，新疆邊境局勢日趨緊張。薩爾布拉克草原滿目荒涼，自然環境惡劣。夏季蚊蟲肆虐，冬季滴水成冰，大風飛沙走石，小風連綿不斷，瘆人的群狼嗥叫聲時起時伏。

　　生活條件如此艱苦，屯居面臨著嚴峻挑戰。老連長領大家熟悉地形時，指著向西的一條小路說：“兩年前，從這里逃向對面的邊民多達2萬人。這一塊明明是中國的領土，但對方卻認為是所謂‘爭議區’，經常過來騷擾，甚至出動軍隊阻撓我方活動。我們的任務，就是守好祖國的每一寸土地！”

　　爸爸和“老陳叔”開始了邊境線上放牧牛羊的生活。“家住路盡頭，放牧就是巡邏”，是當時亦牧亦軍的真實寫照。

　　一天，“老陳叔”在放羊時，遇到一只瘋狼。他揮舞羊鞭驅趕，赤手空拳打死了瘋狼。但搏斗中，他的肩部和手臂被狼咬傷，患上了“狂犬病”。

　　犯病時，“老陳叔”見人就咬。奇怪的是，見到我爸，他卻很平靜，嘴里只是喃喃：“老魏兄弟，國土不能丟啊！”狂犬病是絕癥，沒過幾天，他就撒手人寰了。

　　爸爸對著“老陳叔”的遺體，發下誓言：“陳兄，一路走好，俺一定會守好這片國土！”

　　“老陳叔”是我們小時候爸爸嘴里常出現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老陳叔”大名叫陳秀倉，是爸爸最要好的戰友。

　　媽媽說，換個地方有利孩子成長。爸爸沉默了半晌，說：“俺答應秀倉哥的事，也不能不算數啊”

　　“這輩子俺讓你受罪受累了！如果有下輩子，俺一定補償你！”這是幾十年里爸爸對媽媽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我們以為這是客套，長大了才覺得，爸爸真的欠媽媽很多很多。

　　我們的媽媽叫劉景好，也是山東臨沂人。1967年4月，爸爸回鄉相親，相親對象就是我媽。年輕的媽媽對遙遠的新疆顯露出好奇，問這問那。爸爸猶豫了一會兒，有點底氣不足地說：“俺覺得新疆好，月月發工資，生活比家里強。”

　　就憑這句話，媽媽嫁給了他，兩人踏上了去新疆的列車。媽媽后來回憶，火車越往西開，景色越荒涼，她覺得上當受騙了。十幾天后，到新疆塔城時，下起了傾盆大雨。沒有汽車，兩個人披上雨布，深一腳淺一腳，向30多公里外的“家”走去。

　　踏進低矮的“新房”時，媽媽驚呆了：一個“嘀嗒”漏雨的地窩子，一張柳條編織的床，墻上掛著一盞馬燈，床邊一口紅漆木箱，除去土壘鍋灶，剩余不到兩平方米。

　　苦日子能挨，可是，嗡嗡叫的蚊子咬得渾身是包，喝咸水“鬧肚子”，還要經常隨連隊拉練搞戰備……媽媽開始埋怨爸爸沒說實話了。半年后，她竟然有了“逃跑”的想法。趁爸爸上班，她背上包袱，一口氣跑到6公里外，坐在橋頭號啕大哭。

　　氣喘吁吁趕來的爸爸一個勁地勸：“過兩三年，俺一定帶你回老家！”

　　日子一天天過去，爸爸的勤勞善良打動了媽媽，加上我大姐的出生，媽媽的心逐漸在草原上安定下來。

　　幾年后，連隊要遷移到另外地方。媽媽很贊成，說：換個地方有利于孩子成長。爸爸沉默了半晌，說了一句話：“俺答應秀倉哥的事，也不能不算數啊。”

　　媽媽心軟了。

　　就這樣，爸爸媽媽一邊放牧、一邊守邊的日子一直延續下來。許多叔叔阿姨都說，老魏兩口子攜手巡邏的身影，是邊境線上最溫暖的風景。

　　爺爺的頭被日本鬼子砸得鮮血直流。事后，他對孩子們說：“你們給俺記住了，長大后一定要扛槍衛國！”

　　爸爸對我們四個子女的影響，是潛移默化，根植于骨血深處的。他無怨無悔的守邊經歷，對我們影響很深。

　　六七歲時，爸爸就經常帶我騎在馬上，沿著邊界上的鐵絲網來回巡查。

　　“孩子你看，鐵絲網這邊是咱們中國，那邊呢是外國，咱們不能隨便過去，那邊的人也不能隨意過來。爸爸現在做的事情，就是保證這條邊界線的安全啊！”

　　爸爸的話，我似懂非懂。聽哥哥姐姐說，他們的童年也是隨著爸爸在邊境線上巡查度過的。

　　家里日子很苦，一年到頭買不了幾次水果糖。偶爾買了，四個孩子一人只能分到三四塊。一次，我舍不得吃完，悄悄藏了起來，等想起來時，糖都化了，我急得掉眼淚。

　　這些生活的艱難，在爸媽眼里都算不了什么。他們經常說：爸媽都沒什么文化，你們要好好學習，以后做個有用的人，好好保衛國家。

　　大姐學習不錯，考上了中專。哥哥中學畢業當了武警戰士。二姐也參軍入伍。我，讀了衛校。兩個孩子都去了軍營，爸爸格外高興，“我們老魏家終于有‘軍二代’了！”

　　其實，我們老魏家保家衛國的歷史，還要上溯到我爺爺。

　　1944年秋天，在山東沂蒙山區的大古前村，日本鬼子把全村人趕到一起，青壯年挨個被拷打，其中就有我爺爺，他的頭被日本鬼子砸得鮮血直流。

　　4歲的爸爸也在場，嚇壞了，被奶奶緊緊摟在懷里。

　　事后，爺爺對孩子們說：“你們給俺記住了，長大后一定要扛槍衛國！”

　　1947年攻打孟良崮時，爺爺主動把老屋騰出來，給解放軍當指揮所。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爺爺攥著“土地證”說：“你們一定要記住共產黨的恩情！”

　　對從小苦大仇深的爸爸來說，當兵是對黨和國家最好的報答。但第一年，他因為個頭不夠被刷下來。第二年，因為面黃肌瘦，又不合格。

　　當時條件艱苦，但爺爺還是勒緊褲腰帶，想著法子給爸爸加強營養。1960年，爸爸終于通過體檢，得償所愿成為一名革命軍人。

　　爸爸每次都上前與入侵者據理力爭，用手勢比畫——“退回去！這里是中國領土！”

　　1984年，爸爸放棄隨連隊遷移，選擇了留守。他買了3頭牛、20只羊，干起了個體畜牧。說到底，他是不愿離開扎根20年的薩爾布拉克草原。因為，戰友犧牲在這里，孩子出生成長在這里，幾十年的感情沒法割舍。

　　這時，駐軍邊防站的站長拿來一個望遠鏡，一件皮大衣，一個印著“邊境信息員”的紅袖章，懇切地對爸爸說：“老魏哥，既然你決定不走了，就當我們的邊境信息員吧。”

　　爸爸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業余”巡邊員到“正規軍”，他像煥發了“青春”。“老魏叔”的家，成了每年邊防站新兵必來“打卡”受教育的地方。

　　你們可能想不到，當時薩爾布拉克草原的邊境形勢還是很緊張的，對方的巡邏車幾乎天天開到爭議地帶，甚至開到爸爸的小屋門口。爸爸每次都上前與入侵者據理力爭，用手勢比畫——“退回去！這里是中國領土！”

　　冬季的一天，對方直升機在邊境“爭議區”盤旋。爸爸潛伏在-30℃的雪地里，像“白頭翁”一樣不挪窩地監視了3小時。他斷定有可疑者入境，先回家告訴媽媽一聲“警惕！”，便策馬趕去匯報。在民兵的地毯式搜索下，可疑者被迫原路逃回。

　　邊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國家的象征，守邊人必須寸土必爭。有一條沒有名字的內陸河，安靜時幾年都干涸，有一年洪水突然從這里改道。兇猛的洪水不但造成草原的水土流失，更關鍵的是，河流主干線向我國境內移動后，勢必造成國土的丟失。爸爸和戰友們跳進洪水，手拉手組成一道“人肉堤壩”，奮戰七八個小時后，終于阻止了河流在我方的改道，保住了國土。

　　因為巡邊，爸爸每天要走十多里地，這在天氣好時不算什么，但在暴風雪中就是“鬼門關”。邊防官兵在風雪中救過他，有兩次是坐騎老白馬馱回來的，更多的時候是媽媽在風雪中把他“喊”回來的。

　　1989年冬天，狂風怒吼，雪花飛揚。媽媽左等右等不見爸爸歸來，就手持電筒頂著暴風雪，沿著爸爸平常的路線尋找。“老魏、老魏……”媽媽邊走邊扯著嗓子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此時的爸爸，已經辨不清方向。但他似乎能感應到媽媽的喊叫。沒錯，是她！是她！他順著聲音，邊走邊喊，終于在一個山坳里對上了“暗號”，兩人手拉手返回。

　　2003年仲夏，中哈兩國邊境的界樁圍欄、國防公路等設施在爸爸眼皮底下貫通。

　　撫摸著“老陳叔”出事地點附近的173號界碑，他老淚縱橫地念叨：“秀倉兄，安息吧！這里已徹底歸咱們中國了！”

　　我不但沒完成任務，反而在爸爸語重心長的勸說下“叛變”了。我把工作辭了，與二姐魏萍一起，留在了父母身邊

　　對父母晚年“巡邊護邊”的事，我們幾個子女一開始有意見。

　　在新疆有個不成文的做法，父母援疆的，老了大都跟著子女回原籍生活。我們姐弟四人，除了二姐部隊轉業留疆，其余三個都回了老家山東臨沂。

　　說實話，父母在邊疆干了一輩子，接他們回故鄉頤養天年是我們天經地義的責任。但萬萬沒想到，我爸倔啊，九頭牛都拽不回來的那個倔！

　　起初，大姐、二哥輪番上陣，打電話、寫信，都不管用。后來，二哥利用探親假回去，在爸媽面前聲淚俱下地懇求，但爸爸就是一塊“頑石”，而媽媽又老重復一句話：“你爸爸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二哥又想了其他辦法。請爸爸的老戰友、老領導做思想工作，給爸媽寄他們念念不忘的家鄉特產：板栗、油茶，但都是白費。

　　大姐又想了“妙計”，派我回疆勸說。因為我是父母近四十歲才有的“老閨女”，最受疼愛。我高興地拍胸脯：保證完成任務。

　　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不但沒完成任務，反而在爸爸的“祖國”“責任”“守邊”——?一連串語重心長的勸說下“叛變”了。我把工作辭了，與二姐魏萍一起，留在了父母身邊。老人有我們照顧，在山東的大姐和二哥也慢慢放心了。

　　小時候我們不懂事，不覺得爸爸的工作有多重要。他們那一代人，經歷過生死和苦難，信守承諾，懂得報恩。爸爸老掛在嘴邊的那些話：“為國家守一輩子邊境”“保衛國家就是保衛自己的幸福”，是融進他血液里的真實想法，也是他追求的人生價值所在。

　　我們作為子女，應該理解、尊重父輩們的選擇。

　　多少年下來，我們也終于理解了自己的父親，理解了一位81歲軍墾老兵對國土的畢生忠誠

　　“魏德友巡邊總里程達20多萬公里，相當于繞赤道5圈，被譽為邊境線上的‘活界碑’。”

　　“他和妻子堅守在新疆毗鄰邊境線的無人區，把家安在邊境線上，為國巡邊50多年，勸返和制止臨界人員千余人次，管控區內未發生一起涉外事件，他的家被稱為‘不換防的夫妻哨所’。”

　　這是“七一勛章”對爸爸的授獎詞。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們子女都是見證者。這么多年，爸爸一共用壞了40多只手電筒和收音機，穿破了十多雙雨靴，我是怎么知道的？這些廢舊物就堆在家里的雜物間。我和姐姐好幾次想要處理掉，但爸爸堅決不同意。

　　還有一件小事，印象很深。我七歲時，有一次到了爸爸交黨費的日子，恰好大雪天，草原上道路十分泥濘，媽媽勸爸爸改天去連部辦事時順便交上，他卻說：“這么嚴肅的事情，怎么可以推遲呢？”

　　結果，爸爸冒著漫天大雪，走了幾十公里，交了黨費才回來。

　　這幾年，爸爸獲得了很多榮譽，但在他看來，這些都是黨和人民對200多萬兵團人屯墾戍邊的肯定，而他自己不過是為了兌現對戰友臨終前的一個承諾。

　　多少年下來，我們也終于理解了自己的父親，理解了一位81歲軍墾老兵對國土的畢生忠誠。薩爾布拉克草原，哪里有山坡，哪里有洼地，哪里草多草少，爸爸都十分熟悉。巡邊的路，他閉著眼都能走一趟。

　　每次記者問起，爸爸都豪邁地回答：這“活界碑”，我要做到干不動了為止！可以讓年邁的爸爸欣慰的是，我和二姐現在都回來了！接下來，我們不僅要照顧爸媽日益衰老的身體，還要接過他們手里的旗幟——留下來，在薩爾布拉克草原上衛國戍邊，就像我們的父親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