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屢次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子孫萬代計、為長遠發展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頁。]“沒有全面依法治國，就治不好國、理不好政，戰略布局就會落空。”[《總體國家安全觀干部讀本》編委會：《總體國家安全觀干部讀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縱觀中國互聯網管理2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的理念同樣適用于網絡世界。我國互聯網管理從十余個部門共同管理的“九龍治水”模式，到今天以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為管理主體，從“無法可依”到“依法治網”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有力證明。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億，手機網民達8.17億。互聯網發展重心已從“廣泛”向“深入”轉換，各項網絡應用深刻改變網民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立法越來越凸顯出其重要性。

　　雖然“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已成社會共識，但是長期以來，立法滯后、無法可依的狀況在我國的互聯網領域仍然存在。互聯網立法的相對滯后，一方面會使得互聯網管理者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必然加劇網絡空間的混亂局面，使得謠言、欺詐、色情、涉恐、網絡欺凌等違法、不良信息通過網絡平臺肆意傳播。

　　隨著網絡技術和移動終端的普及，利用網絡平臺違法犯罪也呈現日益上升的趨勢，目前互聯網上的非法行為主要包括：假冒公共機構、媒體發布信息；發布、傳播淫穢信息；發布暴恐信息；發布虛假廣告；發布謠言；發布破壞民族團結言論；誹謗他人；侵犯他人隱私等。

　　正是基于互聯網管理的日益規范化，以及社會對網絡法律的需求，我國的互聯網管理已逐漸從“無法可依”轉向“依法治網”。2010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2013年以來，國家又加大對網絡謠言、網絡誹謗的打擊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4年9月頒布了相關司法解釋，對網絡謠言等的量刑邊界明確量化，不僅讓網絡誹謗的定罪有了客觀標準和依據，也對其他領域網絡犯罪行為的判定有重要借鑒意義。

　　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抓緊制定立法規劃，完善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等法律法規，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維護公民合法權益。“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98頁。]。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進入立“法”密集期，“微信十條”“賬號十條”和“約談十條”先后出臺。

　　強調“依法治網”，必須澄清兩個錯誤認識：

　　一是推動網絡立法會損害網絡自由。西方法學理論的奠基人孟德斯鳩早就說過：“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54頁。]也就是說，“言論自由”絕非為了一己的自由而罔顧法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把利用造謠、傳謠的手段去誣陷、誹謗他人稱作“言論自由”，也不會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是推動依法治網會影響網絡人氣。網絡管理的長遠之計在于有法可依，明確網絡空間的責權利。網絡立法不是限制網絡自由，而是要正確處理自由與責任的關系。依法治網不但不會影響人氣，反而會通過保障網民權利維持穩定的人氣。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和新修訂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頒布實施，較為完善的互聯網法律體系將逐漸形成，從而有力推動我國網絡治理法治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