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月4日，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萊比錫總匯報〉的查封和〈科隆日報〉》一文，事實上指出兩種可能妨礙報刊履行包括新聞真實在內的既定使命的力量：第一種是來自外部勢力的“規定”，第二種是來自報刊內部自己的“擺脫”。170多年后的今天，盡管新聞傳播的媒介有了巨大變化，但新聞報道的基本規律依然沒有改變。可能影響新聞真實的因素，仍然不外乎來自外部和內部，只是力量的源頭、大小及表現方式具有不同的時代特點而已。

　　在來自外部勢力的“規定”方面，由于社會發展和媒體生態的變化，影響力量的源頭更為復雜多樣，其中影響力量最為強大者，可以歸納為政治、經濟和技術這三大領域。

　　在政治領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直公開承認，新聞和新聞事業具有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決定其必然服務于本階級的利益，總要做某個階級、階層、黨派和集團的喉舌。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雖然極力標榜超階級的客觀中立，但在事實上，其新聞報道仍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的制約。因此，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其階級性及相應的政治立場，本質上并非相互對立的沖突因素。服務于階級利益、具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新聞報道，仍然可以是真實準確的。只不過，當外在的政治力量一旦強大到無視和突破馬克思所說的新聞“內在規律”底線，新聞媒體或者報道純粹淪為特定階級或利益集團的政治工具，其真實性也就無從談起，這在中外都并不鮮見。

　　例如2003年，美國等國家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繞過聯合國，一意孤行地發動伊位克戰爭。為了控制新聞媒體不出現反對戰爭的報道，美國政府特意篩選與自己立場相同的媒體和記者，采用“嵌入式報道”的方式，將他們混編進戰斗部隊隨軍行動。不僅如此，還使用多種方法影響新聞輿論的導向。比如曾經因越戰報道而獲得1966年普利策新聞國際報道獎的著名戰地記者彼得·阿內特，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頗受關注。伊拉克戰爭爆發時，他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戰地記者，只是因為在伊拉克電視臺的節目中“說了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就被立即解雇。美國《洛杉磯時報》2005年11月30日刊登的《美軍秘密付錢在伊拉克媒體刊登報道》一文指出：“作為美國在伊拉克信息戰的一部分，美軍正秘密付錢給伊拉克報紙，在伊拉克媒體上刊登美軍自己撰寫的文章，以改善駐伊美軍形象。”“很多文章都是假冒自由記者的新聞報道，以記者口述實錄的形式出現在伊拉克媒體上。這些文章鼓吹美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的行動，譴責叛亂分子，公然吹捧美軍重建伊拉克行動。”[參見《美軍秘密付錢在伊拉克媒體刊登報道》，《參考消息》2005年12月2日。]

　　在經濟領域，控制媒體的資本屬性或者物質利益的誘惑，是國際范圍內新聞媒體或個人突破新聞“內在規律”的主要原因。美國奧斯楚爾在其《權力的代言人》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報業的歷史表明，報紙及其現代變種已越來越趨向滿足那些自私的資助者的利益……指望它們嘲弄那些資助報業的大財閥，就是陷入了烏托邦式的幻想。”[〔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鎮之等譯：《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頁。]因此，即便是在一些世界聞名的媒體機構內，出于名利原因而影響新聞真實的案例也時有發生。例如2003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在頭版自揭該報記者布萊爾大肆編造獨家新聞的老底，詳細報道了布萊爾在36篇新聞稿中捏造、抄襲以及報道與事實有出入的行為。此事成為《紐約時報》創刊以來的最大丑聞，結果導致這家“百年老店”采編業務的一、二把手——總編輯杰拉爾德·博伊德和執行總編輯豪威爾·瑞恩斯同時引咎辭職。

　　在我國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過度追求商業和經濟利益，無視社會責任和社會效益，也是虛假報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7年7月8日，某電視臺《透明度》欄目播出《紙做的包子》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報道稱，朝陽區東四環附近的早點鋪出售使用廢紙箱和豬肉做餡的小籠包，而且，“用紙箱做肉餡已成為行內公開的秘密”。報道一出，輿論嘩然，海內外多家媒體紛紛轉載，我國食品安全這根敏感神經被再次撬動。然而10天后的7月18日，該電視臺在其晚間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中澄清，所謂“紙餡包子”是一則假新聞，該電視臺為此向社會公開致歉。原來，2007年6月中旬，某電視臺《透明度》欄目編導訾某化名“胡月”，先后兩次以為工地民工購買早點為名，要求做早點生意的外地來京人員衛某等4人為其制作包子。為此，訾某自帶從市場購買的肉餡、面粉和紙箱，并授意衛某等人將紙箱經水浸泡后摻入肉餡，制成包子，然后使用自帶的家用DV機拍攝了制作的過程，隨后編輯播出。據訾姓編導事后供述：2007年6月初，他在《透明度》欄目組選題會上提出，曾接到過群眾電話反映“包子有摻碎紙”的問題，引起欄目制片人的興趣，遂被確定為報道專題。此后訾某先后在北京四環路一帶進行了十幾天的實地調查，并沒有發現上述問題。但由于選題已上報，欄目主編以時限為由，催促其抓緊拍攝，壓力很大。加之他剛到該電視臺，既想出名，又想掙錢，于是便自編自導了這條假新聞。分析這條假新聞出籠的原因，不難看出有著試圖利用假新聞的轟動性和爆炸性，追求收視率以獲得利益最大化的內在動因。

　　在技術領域，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不僅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和生活，也對傳統媒體的生態環境構成巨大挑戰。面對新媒體迅捷、便利、互動等多種新特質的挑戰，一些傳統媒體未能深刻認識虛假信息即使跑贏光速，仍然擺脫不了虛假本質的道理，盲目地加入所謂“時效”競爭，對于來自網絡的不實信息不能依據新聞的專業要求認真核實求證，就以“二次傳播”的方式刊登轉發，則是當今社會影響新聞真實的具有時代特點的重要因素。

　　例如2015年3月18日晚21時50分左右，一張首先來自推特網站的偽造新加坡總理公署的截圖發布消息稱，重病住院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當晚病逝。一時之間，不僅各種新媒體瘋狂轉發，國內外的諸多主流媒體也紛紛加入報道行列，結果導致全球性的新聞“烏龍”事件。僅僅半個小時后，新加坡《聯合早報》發布消息，稱其向新加坡總理公署查證，新加坡總理公署未發布任何新信息，李光耀還在醫院接受治療，網上消息純屬謠言。總理公署呼吁公眾查證消息來源，并已經就這起假文告事件報警。直到此后的3月23日，新加坡總理公署發布公告，李光耀當天凌晨3時18分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病逝。

　　事實上，近年來因為類似原因出現的失實或虛假新聞絕不只是少數個案。僅據2015年3月中國傳媒大學互聯網信息研究院發布的“2014年媒體假新聞錯誤屬性分布”，共同占據接近60％的“媒體誤讀”和“披露不全”兩項，大多是對來自網絡的不實信息未加核實查證所致。

　　上述多種影響新聞真實的外部力量不可謂不強大，但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事物的產生和發展來自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外因是影響條件，內因起根本作用。對于由于人的主觀認識和報道才能成就的新聞而言，更是無法例外。因此，前述所有起源于外部力量從而導致新聞失實的案例，如果不借由內部“擺脫”因素的助力，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具體分析這些來自內部的“擺脫”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大方面：一是新聞職業的屬性因素，例如在新聞時效屬性的限制和影響下，有時可能會放松對于報道嚴謹、求實、準確、精細等要求。正如1889年12月9日，恩格斯在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所說：“從另一方面看，新聞事業使人浮光掠影，因為時間不足，就會習慣于匆忙地解決那些自己都知道還沒有完全掌握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9頁。]二是新聞職業的道德因素，例如受趨利避害等思想驅使，放棄客觀、真實、公正等應當堅守的報道原則。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對新聞“內在規律”的背離，有悖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本要求，唯有杜絕，才有可能實現新聞的真實性要求。